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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消费，我国最终消费已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从上世纪80年代占GDP比重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从1991年48.8%下降到2005年38.2%。与此相反，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高达78%—79%。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最突出最尖锐的挑战，已威胁到外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样的矛盾，社保制度这个子系统不但没有为经济结构失调“解压”，反而却会“增压”，做实个人账户就会对扩大内需产生负面作用；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保制度对经济结构是不配合与不适应的。况且，大概念下的社保资金沉淀总额已近万亿：统筹资金4000多亿、东三省试点账户资金300多亿、农村养老保险资金300多亿、医疗保险资金1300亿、失业保险资金511亿、工伤和生育保险资金230多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400亿元、企业年金将近900多亿元；如此之大的资金存量，其投资问题对本来就早已出现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再次形成了压力，一方面，不仅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较好的投资保值渠道，这能不孕育着潜在的投资冲动和金融风险吗？地方政府突破社保资金投资限制，暗渡陈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能不出现上海社保案吗？所以，对于基本社保制度来说，我们不必、无需再制造一个积累性质的制度和做实的账户。
记者：既然社保资金存量如此巨大，我们总不能对其听之任之，在目前制度框架下下，您认为应采取什么样的比较合适的投资方式？
郑秉文：社会统筹资金应全部购买特种社保国债，可以允许省级政府发行一部分特种定向社保债券，中央政府发行一部分，两级政府承诺利率，这样既可以体现中央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所承担的经济责任，让全体国民分享高速增长的好处，有可体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对今年8省扩大试点中央补助部分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营运，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照我看，既然一些省市已经做实个人账户，那么就应采取“混合型名义账户制”的运作方式，把做实的部分和没有做实的部分结合起来，扩大个人账户规模，甚至我认为应该将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全部百分之百地划入个人账户，由劳动社会保障部建立了一个投资公司，集中起来统一对做实的和没做实的部分均实行封闭型的混合运行模式，采取“混合型名义账户制”投资方法，自我平衡，封闭运行；利率的设定有两个原则：名义账户或按参保者增长率设定，每年公布一次；做实的账户按实际投资收益率计算；两者相加就是个人账户的收益率。
采用“混合型名义账户制”之后，就可降低缴费水平即降低进入门槛，例如从目前的28%下调至15%，全部缴费100%地划入个人账户，使其具有完全的便携性和私有性，像银行存款账户那样，具有100%的缴费激励，那时，就真正地变“要我缴费”为“我要缴费”，这个制度的吸引力可迅速解决扩面的问题，进而实现全国“一个制度”的目标，实现全国统筹，避免制度碎片化的趋势。这样，农民工和农民就会马上加入进来，他们年轻，在几十年之内都将成为“净缴费者”，制度收入在几十年内都将收大于支。将现行的统账结合制度改造成“混合型名义账户制”十分容易，只是个电脑软件的“后台操作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